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历史上发挥的关键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——它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，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很少有国家能够声称自己对未来胸有成竹或者已有万全之策，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，我们面临的是纷繁的不确定性和难以理解的陷阱。为了应对未来更大的全球挑战，我们需要一起清醒地思考和制定新的战略。
一、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场疫情及其未来发展？
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判断，可以确定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结束，预计新一波疫情将在冬季席卷欧洲和其他大陆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普通流感。至少在足够的、可行的和持久的疫苗在全球普及之前，或者在全球60%以上的人口通过感染获得抗体之前，疫情还不会结束。幸运的是，许多国家已经在COVID-19疫苗的研制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。隧道的尽头便是可见的光明。让我们做好长期和反复对抗未来流行病的准备。
未来的流行病是否只是一种“狼来了”的呼喊？目前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的共识是否定的，至于新的大流行病何时会再次向我们袭来，却尚未有明确的答案。单单是考虑到COVID-19的“所作所为”，前景已经足够令人恐惧。微生物进化的历史及其与人类的互动告诉我们，不要被蒙蔽双眼，也不要放松警惕。显而易见，我们必须接受冰冷的现实，并为这样的万一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如果我们想要生存并且是更好地生存的话，我们就别无选择。
二、我们应当怎样改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？
在这个问题上，有关专家表示，“除了全球热核战争和长期气候变化的影响之外，传染病大流行是最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破坏健康和经济稳定的因素”。其他灾难无论多么可怕，都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但大流行病不分国界，而且可以持续很长时间。
1918年大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夺走了约1亿人的生命——远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。今天已经有数千万人感染、数十万人死亡于新冠肺炎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。所幸我们有现代医学护持，相较于1918年大流感，我们失去的生命更少。
与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开支不同，对公共卫生的投入——尤其是对大流行病的准备和反应——在一众政府的优先事项清单上处于较低的位置，而且往往面临着资金不足、人员不足和被边缘化的困境。
然而，最新的教训发人深省。这一切的一切并非只是关于资源（或是缺乏资源），而是关于各国的选择和优先项。希望在这场大流行病结束之后，人们将进行一些深刻的反思，塑造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，以“拯救生命与生计为先”的原则来重新确定资源分配的优先次序，这才是这个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。
对此，一个试金石就是国际社会是否有政治意愿来集中资源，重振世卫组织，并且恢复其在协调全球应对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中的核心作用。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深刻地吸取疫情带来的惨痛教训，我们就必须迅速纠正功能失调的全球卫生系统——以及许多国家的国内卫生和大流行病应对系统——使其有能力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“黑天鹅”事件。
在此，我想再次强调，合作是一种必要，而不是一种选择。联合国今年正在庆祝成立75周年，联合国大会现在也正在举行。联合国必须发挥重要作用，充分讨论和制定一项行动计划——以世卫组织为中心来“振兴”可持续的全球公共卫生系统。集体的不作为无异于自杀。
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安全和经济，而两者都因为当前的疫情而岌岌可危。“生命还是生计”成为了今天的 “To be or not to be”，因为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和人们赖以生存的生计。
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“大城市”里，穷人们居住在狭窄的地方，卫生设施匮乏或根本不存在。这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。
鉴于我们所处的世界高度联系，地球村是一个现实，命运共同体也并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事实的陈述。关闭边界和切断与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，从长远来看无法行得通。它完全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。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救人等于自救，因为在全球化时代，我们绝无可能完全孤立地生活。
全球化并非敌人，而是解决之道。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，科学界与医学界不分昼夜地跨界合作，去寻找和生产疫苗，这种工作也从未停止。
很多人提出一个中肯的问题：是否可以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，重新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和全球供应链，并在必要时采取迅速有力的措施，从而在“生命与生计”之间取得平衡？如果各国能够本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，齐心协力，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
未来就在我们手中——我们应当郑重地去对待它。（作者：何亚非，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、外交部原副部长）